拓展器材综合服务商
在成千上万个社区之间组织整合商业活动的结果是：郊区迅猛发展，物流体系越来越复杂，导致在努力获取更大的垂直整合型规模经济效益时，各个行业为数不多的领军者将更加集中化的操控权握在手中。美元。与此同时，少数巨型公司操控整个行业的现象也达到一个极限。三大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以及康菲）操控了美国国内大部分石油市场。我在前面曾经提及，年的一项公开研究结果中发现，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一家电力公司往往掌控着的份额。在游乐场、食品和娱乐业，查克芝士娱乐公司、戴夫和巴斯特娱乐公司、世嘉娱乐公司，以及南梦宫万代控股公司共掌控了的市场占有率。在家电制造业领域，前四大公司，惠而浦、伊莱克斯、通用电气及
即便处于化石燃料时代末期的今天，石油产业仍是世界上产业集聚度最高的行业，之后是通信业、发电业及销售业。实际上，其他依赖化石燃料及通信技术的产业也都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这样才可以构建充分的垂直整合模式，并依靠规模经济收回前期投资，因此，它们也被迫采取高度合理化管控程序，以此管理那些分散广布的经济活动。
世界上顶级规模的4家控股公司中有3家都是石油公司，分别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埃克森美孚以及英国石油。排在石油巨头之后的是十大银行，即摩根大通、高盛投资、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投资公司、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巴克莱银行、瑞士联合银行以及富国银行，它们控制了将近60%的世界投资额。并且，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那样，排在这些金融投资机构之后的是500家国际贸易公司，它们的年度总收入达到22.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全球GDP（62万亿美元）的1/3。同样，这一些企业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化石燃料、全球通信以及世界电网。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能够最终靠如此少的机构，对这么多人的生活产生这般巨大的经济影响。
如此规模空前、很难来想象的经济聚集现象并非偶然出现的，也不是人类贪得无厌的副产品。咱们不可以将其简单地归罪于放松管制，或政治上的不称职，或更严重的政治勾结与支持，即使上述因素的确催生了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讲，经济聚集是通信/能源矩阵带来的后果，而矩阵本身恰恰构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石。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垂直整合型公司都是大规模生产最有效的途径，这有利于其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流通。在集权式管理模式下，垂直整合型公司将供应链、生产的全部过程、流通渠道进行整合，这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和生产率，降低了生产和流通的边际成本。最重要的是，它降低了消费者获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促进了经济繁荣。虽然企业高层因投资回报增长而受益，但公平地讲，工业化国家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同样在改善，这是值得赞赏的。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尽管经济权力集中在产业内少数几家企业手中，但这并没有造成太多社会恐慌，至少在整个19和20世纪的美国是这样的。然而，美国劳工联盟反对企业权力的斗争却异常艰苦，因为它们未能唤起大多数劳动者对这一事业的兴趣。尽管也偶发一些平民暴动，比如，2011年9月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它们的口号是“99%对抗1%”，这些运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公司肆意操控行为发出了挑战。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运动很少发生，即便发生，也仅能使企业权力发生温和的调整，且这种调整对抑制企业权力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些大型垂直整合型企业在业界成功地将廉价商品和服务推向了市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所以人们对它们的批评声也日渐减弱。
然而，在抑制潜在的公众反对方面，其他一些更微妙的因素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两次工业革命使公众形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经济系统的作用是自然本身组织形式的反映，因此是无懈可击的。这一世界观使经济系统合法化。
通过创建宏大的宇宙论使经济模式合法化的做法是陈旧而过时的。在封建社会时代，由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提出的“宇宙创造说”被称作“存在巨链”。当代历史学家以之为例，描述了构建“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这一宇宙观的过程。阿奎那认为，事物之所以能正常运作，是由于上帝创造的万物之间有错综复杂的责任与义务。由于个体在智力和能力方面互不相同，因此多样性和不平等性对于总系统的有序运行必不可少。阿奎那说，如果万物之间是平等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拥有异于他人的优势，通过“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上帝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责任与义务分层的社会，如果能认真地执行这一法则，那么万物都能蓬勃发展。
阿奎那对上帝创造万物的描述与某些封建社会的建立方式惊人地相似：个体生存取决于他们在严格限定的社会层级中所履行的义务。在某一些程度和形式上，农奴、骑士、领主和教皇都是不平等的，但他们均有义务为他人服务，因为他们都拥护封建制度。他们根据各自所处的社会层级履行职责，以此表达他们对上帝创造完美万物的敬意。
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霍伊特（Robert Hoyt）总结了封建社会组织和“存在巨链”之间的关系：
天地万物是有等级的。在这一理念下，所有人都被归于某一适当的阶层和位置。它与封建层级社会中的封建观念相吻合。在那里，每个成员的身份都与他的权利和义务相匹配。
中世纪晚期，新教改革中的宇宙学伴随着刚刚萌芽的原始工业革命雏形而出现，并且同样扮演着一个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的角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对“存在巨链”这一宗教思想发起了正面攻击，认为它将教皇的堕落层级制度和教皇对信徒生活的“监管”合法化了。新教神学家将教会的封建宇宙学替换为另外一种世界观，使每个信徒都将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作为中心。民主式崇拜与新的通信/能源矩阵相匹配，为新市民阶层提供了更大的权限。
路德指责教皇反基督，并警告说，天主教会既非上帝选择的天使，也非人们通过其可以与上帝坦承交流的救世主，教会领袖不能倚仗法律让上帝代表其教区居民的利益，也不能够确保拯救未来。
与之相对，路德主张每位信徒都有资格成为神职人员。他认为，在上帝面前，男人和女人都是独立的。手捧《圣经》的每位基督教徒都有责任传授上帝的教义，并扮演天堂守门人的角色，因此无须再依赖教会的权威解读圣经的寓意。为了理解圣经中上帝的教义，皈依新教的教徒们很快学会了阅读，因此，路德的劝诫同时也催生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扫盲运动。
此外，路德还改变了“救赎”的办法。教会早就教导信徒要行善并接受教会的圣礼，因为这有助于信徒死后在天堂有好归宿。但是路德认为，人们在世上行善并不能够确保在天堂有好归宿。相反，根据路德的说法，人的命运生而既定，每个人在一出生时就被上帝界定：要么拯救别人，要么被人谴责。但随后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承受对未知的焦虑。路德的回答是：接受生活的召唤，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谨小慎微，这可能是一个人成为救世者的预兆。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则更进一步，他号召他的信徒在生活中不断地工作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以此作为被上帝选为救世者的前提。通过主张每个人都有义务改善自己的职业，新教神学家不经意间将对神学的支持传递到了新企业家精神中。其中所隐含的假定是，改善自身的经济情况是一个人与上帝和自然秩序之间关系和谐的反映。
尽管路德和加尔文都无意将信徒世俗化，也无意创建人类经济学，但最终都使改善生活状况的想法与增加个人经济财富的意图变得难以区分。在16~17世纪，对勤奋、勤劳以及节俭的重视被重新演绎，这些品质彻底转变成一个更具经济意味的术语—“更具生产力”。在上帝的心目中，良好品格的价值慢慢的变小，而在市场交换经济中，效率的价值越来越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上帝的思想开始让位于信仰市场的理念。自我价值以自我利益的实现来衡量，相应地，自我利益的实现以财富的积累来衡量。这种财富的积累是在新市场经济下通过精明交易来实现的。马克斯·韦伯把创造市场人员的过程称为“新教工作伦理”。
新商业热情的不断蔓延将日益增多的天主教徒和其他人员推入市场。从前，一个人在“存在巨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生活历程，而在软性市场经济下，全新、自主的个体开始在市场交易中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累界定自己的生活历程。
在18世纪末的疲软市场时代末期，新的宇宙观出现了。这一宇宙观给市场上的新派男女带去很强大的力量，足以将基督教宇宙观推向历史轨道的边缘。
通过定义私有财产，伟大的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引领了这一宇宙观的发展。他认为，这一宇宙观是人类“内在本性”的反映，而非封建社会的平民管理技巧。洛克还认为，通过将劳动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资料，以及将生产资料转化为有价值的物品，人类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尽管洛克承认，在自然尚处于原始状态时，世界被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拥有，但是他在《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Government）中解释道，任何一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财产，除了自己外，其他任何人无权拥有”。洛克提出，私有财产是一项自然权利，因此对这项权利的任何否认都如同否认事物的自然秩序和否定自然法则一样。洛克这样推理：
无论一个人脱离大自然提供的环境，还是置身其中，他都已经将自己的劳动与自身特性融合在一起，然后将之转化成自己的财产。通过使对象脱离原来的共有状态，他将自己的劳动物化到其中，这一行为就排除了其他人的共有权利：因为他的劳动变成了只属于他的毋庸置疑的财产。除他自己外，任何其他人都无权拥有。
于是，洛克用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理论抨击了以公共所有权为基础的封建财产制度。
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土地分配，这增加而非减少了人类的共有份额：因为这可以支撑人类生活，一种是在封闭的1英亩[a]土地上进行耕作，另一种是在土壤肥沃程度相同的另一块1英亩的土地上任其自然生长，前者所产出的粮食是后者的10倍。因此，一个人从10英亩圈种土地中获得的粮食产量比从100英亩土地上依靠自然生长所获得的粮食要多得多，确切地说，这相当于为他人腾出了90英亩的土地。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中，洛克阐述了新的宇宙学说，他认为该学说将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相伴出现。事物的自然秩序不会再从“存在巨链”中找到，相反，它将体现在个人努力创造财富的自然权利中。
亚当·斯密继承了洛克的这一思想。为表达对封建共有权利下共有生活观的最终否定，斯密认为市场行为是人类真实本性的反映。他写道：
根据自己所能运用的资本，任何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以找到收益最多的工作。事实上，这正是个人自身的优势，而非社会优势，这是每个人已经了然于胸的事情。但是，这种“自然优势说”很自然地（或者说必然）会让他更倾向于认为雇佣对社会是最有利的。
后来，社会批评家理查德·亨利·托尼（R. H. Tawney）认为，这一重大变化将欧洲从封建社会带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将神学世界观转变为经济世界观。他说，在以神学为中心的宇宙观衰落后，世界剩下的是“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是社会创造的物质，而非社会本身”。因此，在市场经济中，私人财产的交换“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社会组织应该遵守的基本法则，无须进一步争论”。马克斯·韦伯甚至更极端地认为，在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宇宙观到唯物观的转变中，经济价值代替了神学价值，这代表着“世界的觉醒”。
公平地讲，我们该注意到：虽然圈占公地让数百万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前往一个尚且没有做好准备吸纳这些劳动力的新城市自谋生路的做法使人类伤亡惨重，但通过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大幅度提高，而这在封建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19世纪中期，在从单纯市场交换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产观引发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使人想起了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一个人通过自身劳动对自然的作为是仅属于他自己的私有财产。洛克的理论非常适用于解释中世纪晚期的简单市场交换经济，在那个时期，市场上买卖的每件物品都是个人或者家庭的劳动产品。
但是，资本主义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模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因为被资本家剥夺了劳动工具，手工业者变成了自由劳动者，他们付出劳动，并以工资的形式获取回报，但工资只是其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产品中的剩余劳动价值以利润的形式被公司收入囊中。此外，所有权也发生了变更。新的所有者是股权投资者，他们的劳动不会被物化到产品中，他们对公司也基本上没有管理权，但是，他们仍能从工人的剩余劳动中获取红利。当然，这里的悖论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工人们对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产品拥有完全所有权和处置权，那是否说明他们的这项自然权利正在被剥夺？对此，投资者认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因此，更委婉地说，投资者已经将他们以往的劳动“融入”了生产的全部过程。他们以此证明其分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价值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辩解苍白无力，看起来像脆弱的芦苇秆一样，禁不起一折。理查德·施拉特敏锐地指出：
从提出“劳动是财产的创造者”这一假设开始，古典学派就无法建立一个结果与该假设一致的经济理论，因此，理论只能是“不劳而获者必然抢夺工人的劳动价值”。
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影响在整个欧洲得到加强，他们注意到了这一矛盾，因为这矛盾已造成了要将古典经济学理论从资本主义体制中脱离出来的威胁。社会主义者抨击资本主义不务实，他们鼓励奉行“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自己劳动所得”这一古典经济学理论。
然而，经济学家们下定决心要避免古典经济学理论与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决裂。他们选择放弃洛克有关私有制的自然权利理论，转而寻找填补这一空白的新理论。随后，他们在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理论中找到了答案。休谟认为，所有权是脱胎于公共利益的个人属性。这一公共利益使每个人“与他人和谐相处，并形成总体设计或行动体系，它指向公共利益”。换言之，物权法是人类同意遵守的法典，因为它植根于公共利益。
休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赞同“一个人利用大自然创造出来的物品属于他自己”这个说法。然而，他认为，鼓励私有制并非基于自然权利，而是因为这是“有益的习惯”，并且私有财产应该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因为它“对人类社会是如此有益”。
社会公共福利被定义为对愉悦而非对痛苦的追求，通过主张“社会公共福利是所有财产安排的根据”，功利主义者能够证明他们拥护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和财产权嵌入资本的理念，他们坚持认为这两种形式的财产比社会公共福利好，因而是非常有益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功利本身能证明该做法的合理性。
边沁更倾向于将财产自然权利理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不存在像自然权利一样的事物。边沁解释说：
权利是法制的产物，是法制自身的产物。没有法制就没有权利，没有与法制相悖的权利，没有权利可以比法制更有优先权……所有权与法制同生死、共进退。
功利主义教义为资本家带来了一线生机，因为在该教义下，他们只需证明自身是新工业经济的主导力量，并且确实发挥了日渐增长的作用。但是，财产的自然权利观仍然在这一人群中占主导地位：工厂车间的众多蓝领工人、办公室的白领阶层以及小企业主。客观地说，以上这些人都将继续在大资本时代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尽管表面上根植于社会习俗而非自然法则，但功利主义教义无意中得到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赞许。在他的第二本书《人类的起源》中，达尔文认为，人类智力的进化促进了道德的发展，这会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捍卫“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原则。达尔文的奇特想法为功利主义提供了“自然支持”，令后者欢欣鼓舞。
然而，达尔文对有人剽窃他的进化论很不满意。归根到底，他认为，人类的功利主义本性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表现—它促使人与人之间加深感情与合作。当他的见解被归纳成一个更严格的经济日程以解释集体物质利己主义的合法化时，我们可完全理解他的沮丧。在文章的最后，达尔文向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其他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发起了挑战，他说：“冲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总是来自预期的快乐。”为说明他的关键意图，他举了一个例子：尽管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但当一个人冲进火海，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时，他是没有期望能获得报偿的。达尔文认为，救助他人的动机来自于人类更深层次的冲动，而非快乐。这就是他所谓的“社会本能”。
功利主义误用达尔文理论以高估所有权的效用，这确实带来了一些影响。然而，更令人震惊同时也更有影响力的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大力推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促使其广泛应用。这一理论的原意是证明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恶劣暴行，然而斯宾塞却利用它来验证自己的经济演化论。斯宾塞写道：“适者生存（我这里试图用机械的术语表达）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也能说是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虽然大家公认是达尔文创造了“适者生存”一词，但事实上是斯宾塞在读过达尔文的著作后才形成了这一概念。然而，不幸的是，在1869年的第5版《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插入了斯宾塞的一些叙述。达尔文写道：“为生存而拼搏期间，这些物种因在构造、体格或者天资方面具有优势，而得以生存下来，我把这叫作‘自然选择’。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在‘适者生存’中已经很好地表述了同一思想。”达尔文将此术语当作“为当前的本地环境而做出的更好的设计”的一个比喻。然而，斯宾塞却用此术语来表达现实世界的最佳状态。
在斯宾塞看来，“适者生存”意味着只有最强的生物才能生存下来。斯宾塞将此引入公众话语，毫不掩饰地将自己与达尔文相提并论，尽管事实上他的进化论观点更像是拉马克学说。
后来，尽管达尔文竭力保持与“适者生存”这一术语的距离，甚至为使用这一术语而道歉，但都无济于事。这一术语已经在公众意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认为此术语出自达尔文的理论。
斯宾塞认为，宇宙中的所有结构都是从一种简单的、无差别的状态发展到一种更复杂的、有区别的状态，并且以各部分的大整合为特征。这一程序适用于星系中的星体、地球上的生物进化以及人类社会组织的进化。
斯宾塞把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看作社会自然进化的反映，并且他相信竞争应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展开。他确信，只有那些最复杂的并且垂直整合完备的企业才有机会存活并发展。
斯宾塞的观点有助于将当代商业利益合法化。在找出企业追求更大规模、垂直整合和合理的集中式管理的最终的原因后，斯宾塞和追随他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成功地削弱了公众对现有经济格局的一切严肃的反对。
然而，斯宾塞及其伙伴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社会复杂性的逐渐增强总是需要垂直整合型的商业模式，而更集中的管控权掌握在更少的机构与个人手中。就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说，通信/能源矩阵支持经济活动的垂直整合管理，能够降低边际成本，创造足够的规模经济，以收回投资并获取利润。作为补充，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下，这种观点都能成立。例如苏联和中国，甚至欧洲混合型社会市场经济体。我们不应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生产方式的组织形式混淆。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由于对高效生产率的要求，生产活动都在垂直整合的大公司做，尽管两种体制下的所有权和收入分配模式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建成这样一个经济体：在其中，通信/能源矩阵的准入成本大幅度降低，该经济体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点对点网络中数以亿计的个人付费，从而使生产、存储、共享通信、能源以及数量日渐增长的产品与服务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新的通信/能源矩阵正在兴起，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智能公共基础设施。国际互联网将人和物用一个新的经济模式连接起来，这一模式将远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复杂，但是它在结构上是分布式而非集中式的，是合作式而非自上而下式的。更重要的是，新经济模式提高公共福利的方式是通过基于“合作共享”的横向整合网络而非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垂直整合商业模式。
这一切的后果是使20世纪的企业垄断面临极大的破坏性威胁，而这一威胁来自物联网基础设施的涌现。新型企业能够很快适应物联网，并且利用物联网开放的、分布式、协作式结构，创造对等的横向规模经济，这一经济模式几乎淘汰了所有多余的中间人员。这种人员压缩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将生产的边际成本几乎削减到零，从而使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配送几乎实现了免费。
垂直整合型垄断企业统治了整个20世纪的工业革命，尽管众多企业正竭力抵抗这一威胁，但是事实上，它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曾经主导音乐行业、出版业、印刷业、广播电视业以及大部分娱乐业的大规模的公司经历了同种类型的产品带来的直接“震撼与威慑”，这一些产品来自横向整合型规模网络经济，这一经济的边际成本几乎降低为零。我们期待当物联网基础设施完备时，能够正常的看到从能源、电力到通信、制造以及服务领域的众多大规模的公司的发展路线图。
这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开始对人类意识本身产生更大的影响。新经济模式与人性的全面重构相伴而行，这种重构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对自身与地球之间关系的理解。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曾经说，每一代人都必须通过你自己的喜好自由行事。而新一代正在培育一个接近零边际成本的社会胚芽，这将改变他们的世界观，赋予人类文明进程以新的意义。
如果我在25年前告诉你，在接下来的25年里，全球1/3的人将可以通过由数亿人组成的庞大全球网络进行交流，以交换音频、视频以及文字信息，并能够最终靠手机查询世界上的各种知识，任何人都能够同时向10亿人发布新观点、推介产品或传达新思想，而这样做几乎是免费的，你一定会摇头表示不信。但是，现在这一切慢慢的变成了现实。
那么，如果我现在继续告诉你，今后的25年内，家庭取暖、电器运转、商业能耗、车辆驱动，以及全球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运转所需的能源将几乎全部免费，你会相信吗？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几百万名早期采纳者在这么做了，他们将住所和办公场所变成了微型发电站，以便就地获得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安装太阳能和风能设施的固定成本大约1~8年内即可收回，即便在回本之前，所获得能源的边际成本也几乎为零。化石燃料与核电必定要消耗一些原料来发电，与之不同，屋顶的太阳光、建筑旁吹过的风、办公场所附近的地热，以及厨房垃圾厌氧分解形成的生物能量，这些能源几乎都是免费的。
那么，如果我接着告诉你，可通过几乎免费的信息，对同样几乎免费的绿色能源来管理，进而创造一个智能的通信/能源矩阵与基础设施，使世界上的任何企业都能够最终靠洲际能源互联网接入并共享能源，而货物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销售价格只相当于目前全球制造业巨头的几分之一，你会相信吗？其实同上，数百家企业慢慢的开始进行小规模尝试。这一些企业创建3D打印业务，采用信息化手段，以接近的零边际成本来“制造”（infofacturing[a]）产品，在工厂的实验室使用自产的绿色能源，近乎免费地在全球数百个网站上销售商品，并同样近乎免费地使用电力和燃料电池驱动的绿色能源车辆运送产品（我们会在下文中讨论用于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的前期固定投资）。
同样，如果我还告诉你，世界上数百万名以前没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突然能无偿上全球最杰出学者的课程，并将之应用于工作中，你会相信吗？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最后，如果我告诉你，在各行业、专业和技术领域中，随只能技术逐渐替代传统劳动力，企业得以更智能、更高效、更节约地开展文明的商业活动，使生产与经销商品和服务的边际人力成本下降至接近零，你会相信吗？事实上，随着全世界各行各业和专业机构的数千万工人被智能技术所替代，一切最终都会发生。如果大量的职业劳动者在未来20年内逐渐淡出经济生活，那么人类该做些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未来人类到底会向何方发展？目前，学界已经正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相关的国家政策辩论也正在进行中。
边际成本趋向于零，产品和服务近乎免费，这是生产力进步所产生的功效之一。生产力是“一种生产效率的衡量方法，由产品与生产产品所需条件的比率计算得出”。如果生产一件额外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几乎为零，则代表着生产力处于最佳水平。
同时，我们还将面临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是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这能够最终靠日益上涨的热动力效率原理来解释。然而，资本主义竞争残酷无情，竞争者引入更高效的新技术，以此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吸引买家。在接近终点线之前，竞争激烈度将持续攀升，直至达到最佳效率，登上生产力的顶峰。所谓终点线，是指每项额外单位生产的边际成本近乎零的情况。当跨过终点线后，商品和服务几乎免费，利润枯竭，资产交易市场倒闭，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将消亡。
直到最近，经济学家们还满足于用这两个因素来衡量生产力，即机器资本和劳动者绩效。但是，当凭借增长理论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对工业时代进行追踪时，他发现机器资本和劳动者绩效仅占全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14%左右，那么推动剩余86%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因素是什么？这是个问题。对这个神秘的问题，美国经济学会前主席、经济学家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承认了其他经济学家都不敢承认的事实，即剩余86%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是由“我们忽略的衡量因素”所导致的。
在过去的25年里，包括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物理学家赖纳·屈梅尔（Reiner Kümmel）和法国枫丹白露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艾尔（Robert Ayres）在内的一些分析师均已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分析机器资本、劳动者绩效和能源使用的热动力效率这三种因素，重新追踪工业时期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情况。他们发现，正是“促使能源和原料转化为有用功的持续不断的增加的热动力效率”，成为其他生产力增益和工业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主因。换句话说，“能源”就是被忽视的因素。
深入探究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会发现，由于有了通信/能源矩阵和包括公司通用技术平台在内的配套基础设施，生产力的飞跃和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才成为可能。例如，假如没有电网，福特就无法利用工厂中的电动工具，无法享受它所带来的效率和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假如没有电报及后来的电话，企业就不能与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分销商实现即时通信，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运营指令链条也没办法实现即时访问，这样一来，企业就不可能通过大规模垂直集成的运营模式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如果没有遍及全国市场的完备的道路系统，企业也不能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同样，电网、通信网络以及在全国道路系统上运行的汽车和卡车，这些都需要消耗化石燃料能源，从而需要建设垂直集成的能源基础设施，以便在油井、炼油厂和加油站之间输送能源。
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曾说过一句现已脍炙人口的话：“不是你建的！”（“You didn’t build that！”）尽管共和党趁机对此断章取义，但奥巴马的意思非常明确，即成功的企业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电力传输线、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通信网络、道路、学校等。在一个综合性市场经济体中，没有基础设施的企业不可能成功。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支持，也需要市场去促成。这是一个常识，但它却在奥巴马讲话引起的风暴中被忽略了。这一个国家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所有的经济成功都只归功于企业家的智慧，政府干预始终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绊脚石。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基础设施由税收支付或补贴，并受政府监督和管理，包括地方政府、州政府或中央政府。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通用技术基础设施为21世纪的经济飞速增长提供了生产潜力。在1900~1929年，美国初步建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电网、通信互联网、道路系统、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公立学校系统等。“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延迟甚至停滞，但战后铺设和完善的州际公路系统、全国电力和电信网络最终形成了成熟的综合性基础设施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了各行业的生产力，包括汽车生产、州际公路出口处的郊区商业和住宅建筑开发等。
1900~1980年，随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美国总的能源利用率（即能从原料中提取出来的、对增加物理劳动潜能有益部分所占的比率）从2.48%稳步上升至12.3%。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总能源利用率稳定在13%左右。尽管效率明显提高，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生产力和经济稳步的增长，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我们所使用的能源仍有87%被浪费在传输过程中。
即使我们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也不大可能明显提升能源利用率、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化石燃料能源体系已经很成熟，其成本正在变得令市场难以接受。而继续设计和使用这类能源的有关技术（例如内燃机和集中式电网）的生产力已经耗尽，基本上没有潜力可挖。
毋庸赘言，100%的热动力效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根据新的调查的最终结果（包括我所在的全球咨询团队的研究成果），随着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迁移，在未来40年内，将总能源效率提高到40%以上是有可能的。这会带来生产力的显著增长，使之超过21世纪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水平。
作为历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革命，新兴的物联网很有可能会推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它将连接一个智能网络中的每台机器、每家企业、每个住户和每辆车，而该智能网络包括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等，一切都将内置到单一的操作系统中。仅在美国一个国家，就有大约3 700万个数字智能电表在提供实时的用电量信息。10年内，在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几个国家，每栋建筑物都将配备智能电表，而且每一台设备（包括恒温控制器、装配生产线、仓储设施、电视机、洗衣机和计算机等）都将配备可以连接到智能电表和物联网平台的传感器。2007年，大约1 000万个传感器将很多类型的人类发明连接到物联网上。到2013年，这一个数字超过了35亿；更令人惊叹的是，预计到2030年，将会有100万亿个传感器被连接到物联网上，这中间还包括空中传感技术、软件日志、射频识别阅读器，以及无线传感网络等在内的其他传感设备将协助人们收集更广泛的大数据，如电网中一直在变化的电价、供应链中的物流交通流量、装配生产线的生产流程、办公前后台服务以及消费者行为的即时追踪等。正如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反过来，智能基础设施将为每个联网公司可以提供持续的大数据流，然后利用高级分析方法处理数据，从而创建预测算法和自动化系统，以此改进他们的热动力效率，从而极大地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并将整个价值链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
思科公司预测，到2020年，物联网将通过节省本金和增加收益创造14.4万亿美元的价值。通用电气在2012年1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明，到2025年，由智能工业互联网带来的效率提升和生产力进步将惠及所有经济领域，影响“大约一半的世界经济”。纵观各个行业，我们才会开始了解建立历史上第一个智能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生产潜力。例如，单从航空工业来看，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更好地规划交通路线、监控设施和维修方案，即使燃油效率只提高1%，也可以在15年内节约300亿美元的成本。
医疗领域是通过接入物联网获得生产潜力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医疗支出占全球GDP的10%，在2011年，这一数额达7.1万亿美元，且10%的医疗支出“由于系统效率低下而被浪费”，浪费支出为每年至少7 310亿美元。此外，根据通用电气的研究，医疗领域59%的低效（相当于4 290亿美元）会受到来自工业互联网部署的直接影响。基于通用电气的研究，大数据反馈、高级分析方法、预测算法和自动化系统能节约全球医疗领域25%的成本，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 000亿美元。成本每下降1%，每年就能节约42亿美元，15年就能节约630亿美元。在航空和医疗领域以及其他任何领域，如果实现从1%到2%、5%乃至10%的效率提升，将会带来十分显著的经济变化。
凯文·阿什顿（Kevin Ashton）是麻省理工学院自动识别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95年最先提出了“物联网”这一术语。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物联网并未获得蓬勃发展，从某一些程度上讲，那是因为嵌入“物”的传感器和驱动器的价格仍然相对昂贵。然而，在2012~2013年的18个月里，用于监视和追踪“物”的射频识别芯片的成本下降了40%。现在，这些识别元件的成本不到10美分。此外，这些识别元件不需要配备电源，能够从用来扫描它们的无线电信号中获取能量，从而进行数据传输。在过去的5年中，陀螺仪、加速度计和压力传感器等微电子机械系统的价格也下降了80%~90%。
另一个拖延物联网部署的障碍是网络协议IPv4。在该协议下，网络上只能有43亿个独立地址（事实上，网络上每个设备都必须被分配一个IP地址）。
目前，大部分IP地址已经被20多亿网民占用，只剩余极少的地址可用，不足以满足数百万乃至数万亿的“物”接入互联网的需求。现在，一种新版本的互联网协议IPv6已经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开发出来，该协议可以把可用地址数量扩展到惊人的3.4×1041个—足够容纳未来10年预计接入互联网的2万亿设备。
《经济学人》的专栏作家尼克·瓦莱里（Nick Valéry）对这些难以理解的大数字进行了分解，以使普通人理解它们的意义。那就是，每人只需将“1 000件私人物品连接到互联网”，在不到10年内，就会有2万亿设备接入互联网。在发达国家，多数人拥有大约1 000~5 000件能够接入互联网的私人物品。这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但当我们观察周围的房屋、车库、汽车和办公室，把电动牙刷、书籍、车库开门装置、电子通行证、建筑等物品都计算在内时，会发现我们拥有的私人物品数量还是很惊人的。在未来大约10年内，这些设备中会有很多被标识，并利用互联网与其他物品连接起来。
然而，瓦莱里很快指出了几个未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样一些问题慢慢的出现在物联网的广泛推广过程中，而且很可能会阻碍物联网的快速部署，并令公众难以接受。他在文章中写道：
那么问题是，谁来分配标识？数据库里的信息在哪里？如何访问？如何保证芯片和数据库中具体信息的安全？确保这些责任可追究的法律框架是什么？
如果掩盖这样一些问题，将会严重损害与联网设备相关的任何个人或企业信息。因为无知或疏忽会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发生，所以物联网在成熟之前还会面临波折。
物联网将所有人和物连接到一个类似于神经系统的网络中，它将带领人类走出以隐私为典型特征的时代，而进入“透明时代”。尽管长期以来隐私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它从来就不是一项固有权利。事实上，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作为地球上最适合群居的物种，直到现代，人类还一直或多或少地生活在公开的环境中。直到16世纪，如果一个人在白天长时间漫无目的地独自游荡，或在黑夜中隐藏起来，这个人仍然会被看作着魔了。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几乎在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社会中，人们都会在公共场所一起沐浴，经常在公共场所小解，在公共餐桌上就餐，频繁地在公共场合发生性行为，并挤在一起睡觉等。
直到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才开始退到一扇关起的门内。资产阶级的生活也逐渐变成了私人事务：尽管人们扮演着公共角色，但在日常生活的很多时候，人们却向往生活在密闭空间。在家里，生活被进一步分隔到独立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功能，如客厅、卧室、书房等。人们甚至开始单独睡在不同的床上或卧室里。
人类生活开始分隔，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也开始分开，这和私有化是同步的。在财产私有化的新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我的”或“你的”，有自主权概念的人也将他周边的财产与世界分开，而过起自己的生活。从此，隐私权成为具有排斥性的权利。伴随着生活的私有化，“每个人的家就是一座城堡”这一观念深入人心。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们开始认为，隐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而不仅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为适应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传统而产生的。
今天，物联网的不断演进正在打破捍卫隐私神圣不可侵犯的层层藩篱，隐私权不再与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等重要。对于生长在全球互联世界的年青一代，人们在生命的每一刻都渴望通过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等社会化媒体网站发布信息并与世界分享，隐私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吸引力。对年青一代而言，自由并不局限于独立的自主权和排斥性，而是在于享受加入其他人以及虚拟全球公共广场的乐趣。年青一代的绰号就是“透明”，协作开始成为他们的习惯做法，他们在横向扩展的网络中以群众生产的方式表现自我。
至于未来，生活在一个更加互联的世界（所有的人和物都将嵌入物联网）的人们是否会非常关心隐私，这样的一个问题尚不明确。在从资本主义时代到协同时代的漫长过程中，隐私问题仍将是一个核心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下一历史时期的转变速度和所选路径。关于隐私的核心问题是：在每个人和物都相互连接的情况下，要建立什么样的界限才能保护个人隐私权？问题是，第三方具备通过物联网访问数据流的权限，还具备先进的软件技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能够穿透每一层全球网络系统，来寻找利用媒介的新途径。网络黑客可能为商业利益而窃取个人身份信息，社会化媒体网站也可能将数据出售给广告商和销售商以增加他们的利润，而政客则可能将重要信息透露给外国政府。那么我们如何确保数据流公开、透明，如何确保其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同时，我们又如何在没有正真获得许可的情况下，确保这些关乎一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不会被违背个人意愿地使用、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呢？
事实上，欧盟委员会慢慢的开始解决这样一些问题。2012年，欧盟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历时三个月的集中磋商，聚集了600多名来自商业协会、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专家，以寻求政策途径，从而“在确保欧盟公民受到适当保护和信任的前提下，促进物联网在数字化单一市场中的蓬勃发展”。
总体来讲，我们大家都认为对物联网服务而言，隐私、数据保护以及信息安全是应该被无偿满足的需求。尤其是信息安全，它是用来保护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同时，我们还认为，在为行业提供物联网服务中，信息安全也是一个基本需求，这一点既体现在确保机构自身的信息安全上，也体现在保护公民利益上。
以确保不会发生违规的个人数据处理事件，并且保证对发生过的数据处理事件已通知相应的个体，通知内容有处理目的、处理人员身份，以及如何行使其权利。同时，处理人需要遵守数据保护原则。
此外，欧盟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保障用户隐私的具体技术方法，包括保护数据安全的技术等。在声明中，欧盟委员会给出结论：“应该有效保障个体对其个人数据的控制权，物联网系统应提供足够的透明度，以确保个人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地行使其数据主体权利。”
在高度透明、协同和包容的时代，当涉及保护个人控制及数据处理的权利时，没有人会天真到忽略其从理论到实践的难度。然而，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无法在透明度和隐私权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那么物联网的发展可能放缓，甚至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危害和损失，从而阻碍整个社会进入协作时代（关于这些有关隐私、安全、访问和治理问题的讨论将贯穿整本书）。
将所有人和物接入一个全球性网络，尽管这样形成的“庞然大物”会让人感到有点儿可怕，但这同时也是令人兴奋和豁然的，因为这开启了人类在地球上一同生活的新的可能性。而对于这一新的冒险，我们现在仍然处于想象阶段。
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的发明，物联网技术革命的功绩有过之而无不及，商界已经迅速整合资源，并做出抢占其商业经济价值的决定。针对从2013年开始改变社会的这场“悄无声息的革命”，《经济学人》的情报部门通过集中调查全球的金融服务、制造业、医疗、制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能源和自然资源以及建筑和房地产等重点行业的商界领袖，发布了第一份全球商业指数报告。
该报告开头指出，骤降的技术成本，移动通信和云计算等相关领域的新发展，再加上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这一切将把物联网推向全球经济舞台的中央。
38%的受访企业领导预计，在未来三年中，物联网将“对大多数市场和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有40%的收房的人说，它将“对一些市场或行业产生影响”。只有15%的企业主管认为，物联网只会“对少数全球参与者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已经有超过75%的跨国企业正在考察物联网，或者在某一些程度上在他们的业务中使用物联网，而且2/5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和其他管理层收房的人说，他们“至少每个月会举行一次关于物联网的正式会议或交流”。
一项有趣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30%的受访企业领导者表示物联网将“为现有产品或服务创造新的收入机会”，29%的企业领导者表示物联网“将激发新的工作实践或业务流程”，23%的调查对象表示物联网“将改变我们现有的商业模式或经营策略”，还有23%的收房的人说物联网“将引发新一轮创新”。最有说服力的是，超过60%的高管“一致认为，在集成物联网方面动作缓慢的公司将落后于竞争对手”。
《经济学人》调查的核心信息是：大多数企业领导层确信，在整个价值链中运用物联网将产生引人注目的潜在生产力收益，并且打破旧有的商业经营模式。而且这令企业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努力，提前将他们的业务操作连接到物联网平台。
然而，物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提升热动力效率和生产率的压力与降低边际成本的压力将同样没办法避免。若企业不充分的利用潜在生产力锐意进取，就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智能力量所释放的生产力在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各环节发挥了作用，而在25年内，它将继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使产生绿色能源、制造和交付大量产品服务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从1990年万维网起步到现在，指数曲线引发了信息生产和发送成本的一下子就下降，而物联网革命也将遵循与之大致相同的时间线。
诚然，这种观点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别忙，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指数”这个词的意义。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大约13岁），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有趣的假设性选择题：你是愿意直接拿走100万美元，还是换一种方式，第一天拿1美元，之后每天拿前一天金额的两倍，这样持续一个月？我最初说：“你在开玩笑吧……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会直接拿走100万美元。”他说：“等等，先算一下。”所以我拿出了纸和笔，开始做翻倍计算。经过31天的翻倍，我得到了一个超过10亿美元的数字，这可是1 000个100万。我顿时惊呆了。
指数增长是有迷惑性的，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击败你。15天时，翻倍后的数字还只有16 384美元，让我相信选择100万美元现金是正确的。而之后6天的翻倍则令人震惊，只经过6次翻倍，这一数字就超过了100万。而接下来的10天更让我大跌眼镜。到了这个月的第31天，1美元的翻倍已超越了10亿美元。这是我第一次领教指数增长的威力。
因为我们过于习惯线性思维，所以大多数人很难把握指数增长。“指数”这一概念也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直到有一天，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注意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他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现在非常有名的论文中指出，自1958年集成电路发明以来，其组件的数量每年翻一番：
最小组件成本的复杂度以大约每年两倍的速度增长。当然，预计在短期内，这一比率即使不增加，也会继续保持。
1975年，摩尔稍微修改了之前的推测，表示每两年翻一番。尽管这个翻倍过程已经持续了37年，但最近科学家们开始预测：能够置于电脑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的增速将会放缓。物理学家加来道雄（Michio Kaku）说，我们已开始看到减速的情况，至少在芯片方面，在应用传统的硅技术10年之后，摩尔定律将逐渐停息。由于预料到了增速放缓的情况，英特尔正在推出3D处理器，并相信它能将翻倍增长的速度多保持一段时期。
加来道雄指出，硅能产生的计算能力是有上限的。但他补充说，像3D芯片、光学芯片、并行处理以及最终的分子计算，乃至量子计算等更新型的技术，这些技术可能会在未来确保计算能力按指数增长。
摩尔定律已经被放到一个广泛的信息技术范围内予以观测。硬盘存储容量正在经历类似的指数增长曲线。网络容量（通过一根光纤的数据量）已完成了一个更加急剧上涨的指数曲线：一个光纤网络上的数据传输量大约每9个月就要翻一番。
这就是在50多年中计算成本急遽下降的指数因素。当开发第一批大型主机时，计算成本之高远远超出了企业的承担接受的能力。按照传统思想，充其量也只有军队和一些研究机构能支付得起这些费用。然而，专家未考虑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和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的指数级下降。集成电路（微芯片）的发明刚好打破了这种平衡。
50年前，购买一台计算机可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今天，数亿人拥有了价格低的智能手机，而其计算能力比20世纪60年代最强大的计算机主机还要强数千倍。2000年，1G硬盘的成本大约是44美元，而到了2012年，该成本已经降到7美分。2000年，1G流媒体视频流量的成本为193美元，而10年后，该成本已经降到了3美分。
为了理解计算能力上升和成本下降指数曲线的意义，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第一台取得商业成功的量产商用计算机（即1959年问世的IBM 1401）通常被称为计算机行业的“T型车”。这台机器高5英尺，宽3英尺，内存为4 096个字符。它可以在60秒内执行193000次8位数的加法。而在当时，租赁这款IBM计算机的费用是每年30 000美元。2012年，世界上最便宜的计算机树莓派每台售价仅25美元。由于价格低，树莓派基金会被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购买者的订单搞得手忙脚乱。
现在，只需花费几百美元，就能买一部只有几十克重、可以放入上衣口袋的手机，有时甚至只需购买运营商的服务计划，就会免费获得一部手机。但是，由于手机内存是Cray-1A计算机的数千倍，所以这种20世纪70年代后期制造的原型机造价接近900万美元，重量超过12 000磅。从此以后，计算能力的边际成本逐渐趋向于零。
生成信息的指数曲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如前所述，大部分人正在网络上相互联络，并几乎免费地分享信息、娱乐、新闻和知识。他们已进入了零边际成本社会。
如今，指数曲线已经走出计算的世界，逐步成为利用一系列技术实现经济成功的衡量标准，以及衡量商业效率和投资回报的新基准。
